今年全國政協委員第42組第一次開會時,擔任組長的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首先介紹了一位新面孔:“由於工作需要,我們小組今年來了一位新委員——蔣小明。”
  在一片“蔣委員長”的調侃聲和熱烈的掌聲中,蔣小明委員起身向大家致意,就這樣開始了他在教育界別的履職生涯。
  2013年3月,新產生的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在政治舞臺上亮相,蔣小明當時在第58組,屬於“特別邀請人士”界別。
  22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中,像他這樣在屆內更換界別的並不多見,今年只有7位。其中,大陸企業家曹德旺、金建華分別由福利保障界、總工會界調整到經濟界,原本與蔣小明同組的香港企業家郭孔丞由特邀界到了經濟界。藏族女委員朗傑拉措由婦聯界到了少數民族界。
 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之女、中銀香港公司副總裁朱燕來從特邀界換到了教育界,中國科學院院士、天津國際生物醫葯聯合研究院院長饒子和則由科技界調整到教育界。饒子和笑稱,這相當於“轉會”。
  蔣小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因為對教育感興趣,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之前,他就想轉到教育界。為此,他向政協交了一份申請報告。朱燕來、饒子和也在報告上簽了名。今年,他們的申請獲批。
  根據政協章程,我國的政協委員並非通過選舉,而是以協商推薦的方式產生,每屆的名額和人選,經上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審議同意,由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。
 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共分58個小組,最小的組15人,最大的66人。政協會議期間,一位政協委員的多數時間並不在舉行全體大會的人民大會堂里,而是在駐地的小組裡度過。他們的發言,由小組秘書整理、上報。
  因此,初來乍到的蔣小明更像是一個“插班生”。同組其他委員去年就有了充分瞭解。在第一次會上,蔣小明多次舉手示意,但等了很久才搶到發言機會。
  與此同時,在教育的另一個小組,新來的“老委員”朱燕來坦言,從職業上她是全組“離教育和文化最遠的,可能會說一些外行話”。朱燕來的第一次發言關註了教育公平。她說,“如果從小就分三六九等”,對人的成長會造成很大的傷害。現在學校分成三六九等,在資源投放上分出“重點”和“非重點”,這種模式是值得反思的。特別是公立學校,不論北京、上海還是偏遠地區,入學標準、教材、資源投入等方面應有統一的標準。
  朱燕來所在的40組副組長、全國政協常委、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告訴記者,此次開會之前,他並不知道將轉來新人,看了名單才知道,對此很感到好奇。
  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,朱燕來表示,自己先在經濟界,後到特邀界,這次換到教育界,因為她覺得教育是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,關係到千家萬戶。我國經濟貿易發展很快,已是第二大經濟體,但在教育、文化軟實力方面“確實還有一些距離和困惑”,希望能就此跟行業內有經驗和資歷的委員們一起探討。
  在她看來,教育是“接地氣的一個領域”,“換個界別,可以開拓視野。”朱燕來說,自己的親戚朋友經常談到教育,大家反應比較強烈,這次希望在新界別與大家一起,對教育發展有所推動。
  與他們相比,饒子和是教育界的熟面孔,他的很多朋友都在這裡。這位著名的生物學家曾任南開大學校長,他告訴記者,自己“對教育情有獨鐘”,如果當初在科技和教育兩個界別之間選擇,自己首選教育。
  並非所有調整界別的委員都是主動選擇。上海培羅蒙西服公司董事長金建華十一屆時在經濟界,本屆起初分到總工會界,今年開會,他“到了首都機場才知道”。
  亞洲“糖王”郭鶴年的長子、香港嘉里集團主席郭孔丞對此也不清楚,他對記者說,自己接到通知從特邀界換到了經濟界,就這樣來了。
  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溢達集團董事長楊敏德猜測,郭先生本來就是企業家,到經濟組是“特合適的”。也許去年換屆時,經濟組名額已滿,因此今年才分到這裡。
  楊敏德有過類似經歷,她連任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,第十屆是在婦聯界別,十一屆到了香港界別,併在該任期當中調到了經濟。她說,自己是個商人,覺得在經濟組“有很多話說”。即使身處其他界別那幾年,她有時也會跑到經濟組跟大家交流,跟一些經濟學家很熟悉。她記得,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提出,經濟組應該多吸收一些企業家,以便從不同角度思考經濟問題。
  但楊敏德並不確定自己的界別調整是否與這個建議有關。
  全國政協常委、副秘書長朱永新對記者說,委員如要調整界別,原則上是本人提出申請,政協常委會研究決定。調整幅度一般很小,不可能每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更換。他說,想更換界別的人不少,但獲准率很低,變動往往是出於工作的需要。
  本報北京3月8日電  (原標題:政協委員“轉會”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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